黃燈《我的二本學生》:大學四年,他們從未停止內卷

黃燈《我的二本學生》:大學四年,他們從未停止內卷

截至今年6月30日,全國共有3005所高等學府,其中本科院校1258所。在這一千多所高校裏,人們熟悉的“211”“985”不到十分之一。另一份數據表明,中國在校大學生裏90%都在二本、三本及專科院校,一本院校只佔全部高校的13%。

“在大衆化教育時代,越來越多年輕人獲得了接受高等教育的機會,但只有少數學生能進入幾十所全國重點大學,更多的人只能走進數量龐大的普通二本院校。”在廣東一所二本院校從教14年之久的黃燈,發出了這樣的聲音。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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黃燈(左)和她的學生們

黃燈是一名“70後”,1995年專科畢業於岳陽大學。岳陽大學隨後併入的學校相當於現在的一所二本院校。大學畢業後的黃燈接受分配,在一家國營工廠幹過文祕、會計、組織幹事,1997年從機關下到車間成爲一名擋車工。1998年工廠接單困難後,她決定考研,並於次年被武漢大學錄取,後來又考上了中山大學的博士。2005年黃燈博士畢業,成爲了一名大學老師。

在這裏,黃燈教過2005級“80後”,也教過2015級“90後”。她目睹了高校擴招,見證了大學生如何一步步擁抱市場,更思考了在短短二十年時間裏,那些起點像她一樣的二本學生所面臨的境地發生了怎樣的變化。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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她的花名冊上有4500多名學生,她從中選出100多名“80後”與“90後”寫成了《我的二本學生》。這份記錄從開學第一天開始寫,一直延續到學生們畢業、求職、買房、結婚。文稿完成於2018年下半年,曾在《人民文學》《十月》《天涯》《湖南文學》等刊物上發表,並於今年8月由人民文學出版社出版。

“作爲老師,我對世界安全感邊界的認定來源於對學生羣體命運的勘測。”黃燈意識到,在某種程度上,中國二本院校的學生折射出中國最爲多數的年輕人的狀況,他們的命運勾畫出中國年輕羣體最爲常見的成長路徑,“他們實現人生願望的可能性,是中國最基本的底色。”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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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我的二本學生》書影

近日,黃燈就《我的二本學生》接受澎湃新聞記者專訪。這段時間正好有很多關於“內卷”的討論,“海淀媽媽”、“雞血爸爸”、“社畜”等皆是內卷大隊的堅定分子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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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‘內卷’的還有這羣二本大學生啊,他們在四年大學時光裏幾乎沒有放鬆過。”黃燈說。

從精英教育到大衆教育,他們失去了什麼?

高中老師喜歡和學生說:“等你們考上大學就解放了,到時候想怎麼玩就怎麼玩。”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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然而黃燈發現這對現在的大學生而言根本是一句“假話”。“進入大學校園第一天,我的學生們還來不及排解中學時代內心的淤積,就被告知就業的壓力、考研的壓力、買房的壓力。他們很早就知道這份本科學歷無論在深造還是求職中,都是劣勢。”

對比自己念大學的經歷和教學生的過程,黃燈能明顯感到中國大學教育從“精英教育”向“大衆教育”的變化。在她的大學時代,哪怕是中專生、專科生也被視爲“天之驕子”,大學教育注重學生成爲一個“完整的人”。但現在的大學生變成了“找工作的主體”,按經濟學家溫鐵軍所言,“把人變成資本化的一個要素”。

“隨着社會發展,高等教育大衆化,文憑在客觀上也被稀釋了,這是不可否認的。”但對於出身底層的年輕人,黃燈還是認爲讀書是性價比最高的一件事。她想補充的是,真正的教育不應該只是讓年輕人“兌現”,還應該爲了完善一個人。最起碼,在綜合素質被反覆提及、強調的今天,一個耐人尋味的現象是年輕人的心理素質反而堪憂。他們走在畢業的關卡,“抑鬱”“脆弱”“喪”……這些字眼如影隨形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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因爲身處文學圈,黃燈經常聽到大家批評現在的大學生不讀書,哪怕是中文系出身也閱讀量極小。她對自己學生的閱讀情況也很不滿意,有一次她問班上多少人看過《紅樓夢》,結果舉手的五個人都不到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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和很多人一樣,她一度認爲問題就出在“學生懶惰”,還有“被手機、網絡分散了太多注意力”。但在多年的教學生活中,她越來越發現還有別的因素。比如,她的學生們除了要上中文專業的課,還要考高數,上傳媒類甚至經濟類、金融類的課。學生們上課壓力極大,但大部分課程只是蜻蜓點水,沒有太多專業含量。就算如此,還有好多學生要爲“將來好就業”輔修雙學位,瘋狂考證,哪裏還有時間和精力“好好讀一本書”?

在具體的課堂中,黃燈會感到教育像一場慢性炎症,中小學時代服下的猛藥、抗生素、激素到大學時代終於結下了漠然、無所謂、不思考、不主動的果子。孩子們的面目越來越相似,就像是工廠裏的標準化構件。

“大學教育的質量是值得我們反思的。”黃燈感慨道,這一段在人生中無比重要的時光若沒能沉澱到生命裏,而像泡沫一樣浮在表面,是很可惜的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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黃燈與學生們合影

大學生就業,和大學教育有多大關係?

黃燈一直在觀察學生們的畢業境況,她思考最多的是:孩子們的就業命運究竟和大學教育有怎樣的關係?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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她對比了自己兩次當班主任的經歷。一次在062111班,她面對的是2006級的大學生;一次在1516045班,她面對的是2015級的大學生。

062111班上有一個叫楊勝軒的學生,1987年生於廣州芳村,個人能力非常不錯。畢業後他去過淘寶網店,爭取過街道辦的民政專職。他每年都在工作之餘準備公務員考試,還始終保持着“兩年一證”的節奏,先後拿下會計從業證、證券從業資格證、社工證、駕駛證等等。週一到週五的晚上和整個週末,楊勝軒不是在上網絡課程,就是備考做題。

儘管楊勝軒的公務員考試名次逐年提高,但因爲報考人數漲幅更大,結果總是不盡人意。楊勝軒越來越認爲“關係太重要了,就算進入面試,沒有關係也很難突破”,但依然會在年滿35歲之前把它看成一項“必須堅持的事業”。

楊勝軒在班上不是個例。黃燈發現,062111的學生已將考公務員看作比考大學更重要的事。而且畢業多年後,這批“80後”同班同學的財富狀況已經發生了巨大分化,分化的關鍵在於是否曾在某些時間點拿得出一筆房產首付。讓黃燈印象深刻的是,楊勝軒還說過這麼一句話:大家更願意關注鄉村的問題,而城市裏家境一般的孩子沒人關心。

另一方面,相比062111的學生中還有三分之一留在深圳、廣州,1516045班上沒有一個“90後”學生敢理直氣壯地說出“我要待在大城市”,更沒有一個學生相信能憑藉自己在大城市買得起一個安居之所。

比如1516045班上來自廣東湛江的秀珊,她是村裏唯一的大學生。考上大學後,她被村裏人問到畢業後分配哪裏,秀珊說沒有分配,村裏人一下覺得這所大學“有問題”。秀珊在大一時還充滿熱情,後來越來越消極,“我們很年輕,不想回家,但要留在廣州的話,可能一個月的工資付完房租都沒錢買衣服了。”

在畢業前夕,秀珊和同學們會用“鹹魚”來形容自己的狀態,用“上岸”來形容找到工作。這讓黃燈對當下年輕人的生存處境充滿擔憂。她說,對她那時的普通大學生而言,無論出身如何,只要擁有一個共同的大學文憑,同窗的就業質量就相差無幾。但從062111班到1516045班,學生們的去向越來越受制於個體背後掌握的資源,普通家庭的高等教育投資回報率越來越低。

“我的學生90%來自經濟發達的廣東地區,我任教的學校一直以就業優勢著稱,生源也非常出色。儘管是一所二本學校,但70%的學生只有上了一本線纔有機會招進來,他們的境況尚且如此,而全國還有那麼多被遮蔽的二本院校學生。”

黃燈想追問的是學生背後的社會關係、原生家庭、個人能力在就業質量中所佔的具體權重。“如果其權重越來越被個人實際能力以外的因素左右,那麼,對大學教育的審視將來會成爲一個不容迴避的問題。”

黃燈

記錄的侷限,記錄的力量

在新書出版後,黃燈收到了很多“有意思的反饋”。

比如一位來自二本院校的工科生說,書裏的那些二本學生之所以難找工作,是因爲讀了中文系,他們理工科生還是好找工作的。

“這個孩子說得有道理。但是我寫這份文本,從來就沒想過要代表所有的二本學生。書名叫《我的二本學生》,我的日常生活就是這份田野調查的場域,我的觀察對象是我的學生,甚至還有‘在場’的我自己。我是中文系出身,幾屆學生也都是。在對話之外,他們課上課下的發言、論文作業、郵件微信都是一手的鮮活的資料,通過這些‘抓手’,我想看見並記錄一部分被遮蔽的年輕人的生存境況,並通過間隔十年的對比了解他們命運的變遷。”

上個月,她和賈樟柯在新世相有一場關於二本學生的對談,說到了記錄的力量。“任何一個時代都會流失,它的場景、它的建築、它的人物、它的聲音,都會在變化中流失掉。1998年賈樟柯拍了《小武》,他那時就意識到了這個問題,試圖用影像記錄下這個時代真實的一面。這在我看來就是一種‘非虛構的精神’。”

而她寫自己的二本學生,也是有意識地想爲這個羣體留下點什麼,畢竟比起媒體爭相報道的“北大才子”“復旦新生”,佔中國高校學子大多數的二本學生一直是“沉默”的。也有讀者留言說,那三本學生怎麼辦,專科生怎麼辦,一本學生羣裏的邊緣人又怎麼辦。黃燈回:“那應該由你們的老師來寫。”

可以看到,這本《我的二本學生》和《豈不懷歸:三和青年調查》 在今年的非虛構討論中常被提及,並由此展開非虛構寫作倫理、“社會學熱”等引申話題。在《我的二本學生》之前,黃燈已有非虛構作品《一個農村兒媳眼中的鄉村圖景》、《大地上的親人》。

“我在寫作時並沒想到‘社會學熱’ ‘非虛構熱’,我只堅信我所關注的問題非常重要。它是一份紀實性文本,除了對校名和人名做了處理,作者的能動性非常之少。”

紀實性文本的“靜止性”也是一個不可迴避的問題。一位被寫進書裏的女學生就告訴黃燈,自己這兩年日漸安穩,回頭再看2018年之前的記錄竟有些難以置信。“當一個人的生活狀態和心態改變了,再回頭審視以前的生活,他/她會覺得‘這是我嗎’。生命總是開放的,動態的,它和相對靜止的文本會有碰撞,但這也是記錄有意思的地方。”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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最讓她意想不到的是一些來自“211”“985”畢業生的反饋。往往在一次分享活動結束後,她會留下來和在場的主持人、媒體人多聊一會。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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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這些孩子大多來自名校,也是‘80後’、‘90後’。有一個說,以前她看不到二本學生這一羣體,以爲一本學生已經到處都是了,她突然發現同齡人還有另外的生活圖景。還有一個說,她總覺得上名校全靠自己努力,但現在感慨擁有經濟穩定的家庭和開明的父母是多大的幸運,她不再將一些人的失敗簡單粗暴地歸咎於‘不努力’。”

這些聲音是黃燈在寫《我的二本學生》時完全沒想到的。她驚喜的是,這些年輕人依然會自發地思考問題,依然有感同身受的共情能力,“他們眼裏是有光的。”